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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问七仙女和董勇的故事和牛郎织女的故事有什么区别吗?
答案1： 当然不是啦！
董永和七仙女是一对，天上公主爱上人间穷书生，虽然经历磨难，但是团圆结局。
牛郎和织女是一对，天上神仙爱上人间放牛郎，经历了很多磨难，最终还是被王母娘娘用银河分开，每年只有7月7 能相会，是个凄美的悲剧，也是中国7月7情人节的由来。
答案2：不是，这两个故事有些相像，难怪往往会被误解为同一个故事了。董永和牛郎都是穷人，七仙女和织女都是天仙。但是董永和七仙女的结局比较好，而牛郎和织女被王母分开，只能7月7日鹊桥相会，成为中国乞巧节的来源。与此相似的天仙和凡人相恋的故事还有宝莲灯里的沉香的父母，这些故事的梗概有些相似，但具体内容各有不同。这与我国神话世界里对爱情的阻挠有关。
答案3：不对，七仙女的老公是董永，董永是孤儿，为了埋葬父母卖身在员外家做工，七仙女是织女的姨妈，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劳工是牛郎，牛郎有哥哥嫂嫂，分家时候分了一头牛。
答案4：董永与天女的形象正是牛郎与织女原型的变异
牛郎织女”神话与汉代婚姻 神话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形式之一，它不仅与仪式、巫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古代制度、自然物象、地理地貌、历史事件、人性特点、生活习俗等人类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制度存在着联系。
与爱情、婚姻有关的典型神话在汉代为牛郎织女故事。“牛郎”、“织女”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可见在先秦时期已出现了牛郎、织女，但他们只是毫不相干的两颗星而已。至汉代，始将牵牛、织女相连，并赋予人世间男女的特征。西汉昆明池中立牵牛、织女石像，并以发式、服饰、表情和身形姿态以示男女之别，便是绝好的证明。（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文物》，1979年第2期）可以说，这是汉代牛女传说中牛郎织女形象情爱化的开始。至古诗《迢迢牵牛星》，以牵牛、织女为主人公，描绘二人两情相悦、相恋到不能长相厮守的爱情，牵牛、织女传说才真正以两情相恋的坎坷经历展示了令人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古诗十九首》乃东汉文人所作，但这些文人创作的五言诗来源于民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流传于汉代民间的牛郎织女传说，其婚恋情节已经成为传说的主要内容。
牛女神话传说流行于汉代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
与西周春秋时期相比，两汉时期，爱情与婚姻已不仅仅是当事者的个人行为，而是要在社会与家族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成立和实现的。汉代的爱情与婚姻，更多地融入家族和社会的因素，受其制约，恋爱和婚姻的当事者犹如网中之鱼，已经丧失了情感的独立和行为的自由。东汉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便是这样的爱情悲剧。刘兰芝被“休”，不是因为焦仲卿“二三其德”，而是因为焦母的蛮横霸道；而刘兰芝的“再婚”，也不取决于当事者的意愿，却是刘兄的好恶。作为婚姻的当事者，焦刘只有在“死”这一点上尚有一点自主权。显而易见，焦刘婚姻悲剧，是家庭的习惯力量和社会的习惯法则造成的。而在汉代被世俗化了的牛女传说中，牛郎、织女可望而不可即的婚姻悲剧，同样是两汉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河汉既清又浅更不宽阔，却成为牛郎织女不可逾越的障碍。显而易见，阻隔牛郎、织女相结合的，不是河汉，而造成牛郎织女婚姻悲剧的，也不是当事者本人。
两汉时期嫁娶奢靡之风盛行。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曾把这件事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来（见《盐铁论》之《国病》《散不足》等篇）；东汉时“奢纵无度”，嫁娶“尤为奢侈”（《后汉书·章帝纪》），当时各级统治者和富豪之家是婚事奢靡的带头人。例如汉制规定“聘皇后黄金两万斤，为钱二万万” （《汉书·王莽传》），仅仅聘金一项就相当于中家2万户的财产，其奢靡程度实在令人吃惊！再如西汉蜀地巨商卓
两汉时选择配偶的标准很多，或以门第、或以容貌、或以才德、或以卜相。其中门第观念在当事人的择偶意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在为自己或子女选择配偶时，门当户对观念仿佛是一道无形的屏障。把不同等级的人划分在不同的选择范围内。西汉中期人朱买臣“家贫”，“常艾薪樵，卖以给食”，其妻族家境也颇贫寒，无力支助。后买臣妻离婚再嫁，与后夫共“治道”为生，说明后夫的社会地位也不高。相反，经济地位差距较大的家庭之间，一般是难缔结婚姻的。《汉书·陈平传》记载陈平因家境贫寒向富人求婚屡遭拒绝的个案，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
汉代嫁娶奢靡的社会风俗和择偶的种种要求在牛郎织女故事中都有所反映。《岁时广记》卷二六引《荆楚岁时记》载：“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二万钱下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太平御览》卷三十一也有相同的记载。在这一传说中，牛郎娶织女，实际是娶天帝之女，于门户并不相配，于是，二者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牛郎织女由相悦到相恋却不能长相厮守的爱情悲剧，已超出当事者的个人行为。构成牛郎织女悲剧的原因，表现为一种社会的习惯力量、固有观念、文化习俗和道德规范。因此文学意义上的这种爱情悲剧，便成为两汉时期世俗生活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牛郎织女神话在汉代的世俗演化，使这一神话传说从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再到情感内涵，都体现为一种向汉代民间世俗生活的演变，而世俗生活化才是牛女神化世俗化演变的最终结果，从而使牛郎织女传说更贴近汉代普通人的生活现实，牛郎织女形象更成为汉代普通人寄托情感、消解苦恼的对象，从而使这一传说故事从真正意义上归属人民。不难看出，这正是牛女传说在汉代广泛流传、备受关注的根本原因。
反映汉代爱情婚姻的神话除了牛女传说外，还有董永与仙女的传说。《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引刘向《孝子传》载有董永与天女的传说：“董永者，少偏怙，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与富公以供丧事。道逢一女，呼与语云：‘愿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为谁？’答曰：‘永妻，欲助偿债。’公曰：‘汝织三百匹，遣汝。’一旬乃毕。出门谓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偿人债耳。’语毕，忽然不知所在。”曹植《灵芝篇》又以诗的形式咏叹这一传说：“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在这一传说中，董永与天女的形象正是牛郎与织女原型的变异。
与牛郎织女传说相比，董永与天女的传说在情节及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变异和发展，意义是巨大的。天女下嫁董永，来到人世之间，是为了帮助董永摆脱困苦的生活，它说明在人们的想像中，天上的世界与现实的人间是不同的。天上充满着仁慈的神灵，地上则遍布着狡诈的恶人。天上体现着平等和正义，地上则到处是不平和邪恶。痛苦的人们入地无门，却求天有路，于是便幻想借助天的帮助，求助天的照应。显然，如果说牛女神话中牛郎、织女单纯的婚恋情节，还是汉人浪漫的神话精神的体现的话，那么董永传说则无疑是汉人由浪漫的神话意识向朴素的现实情感的转变，由对神界的幻想向对现实的关照的转变。换句话说，董永传说正是汉人对人生痛苦借助神话形式而进行的深刻反思的结果。
神的产生依赖于人的“自意识”的形成。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思维和意识得到发展，形成了以“自由”的思想和意识去感知世界的愿望，从而创造了神，并通过神来体现他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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